砾在河床留下肃穆的吻，没有人能装作看不见。人们甚至已经发现柳树根羞红着脸，呢喃着春天。人们也差点忘记四五年前的一条黑水河，夜里在镇上居民的梦中泛滥，白天又被三叔四姨飞溅的口水蓄得满当。

从小镇去市里，只有一条路，沿着河铺出去。沿途的屋舍呼朋唤友扎成村落，也只有这条河知道它们在什么时候从地上隆起，那些年里，它们习得静默，习得了一种无视车辆归别的安定。

我坐上了一辆班车，千里之外的犀浦遥遥呼唤着我。

窗里装了镇子的尾巴，道路两旁的山不高，刚好拦住所有眺望的视线。我只好低头目送旧镇的矮楼离去。身后响着韵律不整的呼噜声，上车时我刚好注意到他。一位农民工，那身灰旧的衬衫，脚边鼓囊的尿素袋，太老太老的皮鞋，和我父亲出门时候一模一样。我很诧异，这一段街搭满了脚手架。我本应该早些看到这些楼的翻新的，只是这两年看厌了日新月异，竟忽略了身边更重要的一些。他的呼噜声夹杂在一片方言中，她们说道着家长里短，或许他是在抗议这些婆姨的嚷嚷，或许是在梦里装潢他的华室高厅，总之呼噜声更大了。

这辆班车上少有年轻人。只有几座至今未被超越的高烟囱和一条废弃的翻山越岭的铁道证明这里曾有过十里八乡最辉煌的过去。自从失去煤之后，小镇便沉默了。这块贫瘠的地方再也拿不出什么供养理想、远方。于是，这条街也变得古老，低低的檐角低了十年。

我去过工地，还在我初中的时候，父亲早上七点走路去干活，带着一个铝饭盒，里面是前一晚上我给他装好的饭菜，我知道里面实在没有什么好吃的。他要到晚上六点左右才下班，中午就把盒饭搁在眠火堆上烤热了吃。那个时候我还很自豪，父亲打工比种地说出来更有面儿。

现在很不一样了。上次我去工地边看母亲，她在抬一根两三米的钢管。她说包工头中午管饭。

离得远了，我看到那些脚手架上挂满白色——水泥袋，大米，圆月亮。

镇上的人总会给镇子找到一条出路，他们回来建了广场、超市，清了河道，那些楼房现在一栋栋都扬眉吐气。站在楼顶，可以看到山的外面。